幫史明歐吉桑整理龐大的書籍、謄打回憶錄手稿的工作很大程度改變了我的創作。在此之前，大部分的作品都是錄像，以影像與旁白共構一則政治性寓言，因為故事——無論呈現的媒材是文學、戲劇、影像或其他——是我唯一的興趣，因此學習創作的初步就是在創造出以文字為材料的情節、結構之後，轉譯為其他視覺形式。但在那陣子的工作之後，上述的創作方式已經不能滿足「創」、「作」的野心，與其說是與革命者、歷史學者共事之後被影響的責任感役使，不如說是在察覺了歷史事實中的虛構成分之後，想要往比真實更真實的方向前去。第一件在這種模糊渴望下完成的系列計畫為〈自傳大系〉（2016），包含了〈某人傳〉、〈の日記〉及〈自傳大系〉，基礎資料是臺灣共產黨的創始成員之一謝雪紅，這是我第一次針對一個歷史人物，廣蒐來自不同時代、意識形態、性別作者對於該人物的描述及詮釋，之所以會以上述項目來分類這群作者，並不是出於先入為主的假設，而是在收集、歸納之後發現，這些書寫可以被劃分為幾種動機，而這些動機又肇因於上述項目，以至於到最後，謝雪紅的臉面反而越來越不明，逐漸清晰的則是歷史書寫者們因為為他人做傳，而將自己的角色設定也夾帶其中的書寫動機。因此，即使是在個體對於個體的書寫上，歷史書寫都以套層結構顯現，更別說是以族群、國別等為書寫對象的歷史建構了。近年台灣也常常可以見到以歷史為處理對象的創作或是策展計畫，與其以「轉向」（turn）來描述這種現象，不如承認歷史本來就是個一方面比藝術更大眾、另一方面卻也比藝術更學術的領域，成為創作內容不過是必然。

之所以同時更大眾也更學術，以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解釋，歸咎（或歸功）於歷史的同名異義（homonymie），前者指向了作為敘述的歷史，後者則指向了作為科學的歷史。基於語言為歷史所打造出來的模糊空間，他認為歷史能夠將三重契約（un triple contrat）——科學的契約、敘事（narratif）的契約及政治（politique）的契約——置於一個論述下強調，雖然「前二者似乎完全矛盾，第三者則總結與再生了這個矛盾」。這樣的拆解方式，表明了在藝術圈中談到歷史時總將真實與虛構作為對比昭示出來的動作是不適用的，因為歷史本身的同名異義早已鋪了一盤珍瓏棋局，將真實與虛構這樣的強硬分類外置為「歷史與記憶」、「歷史與虛構」等同反向假設了歷史的沒有問題，這樣的對比也因此顯得語焉不詳。而如果藝術為了自身安逸的開放詮釋而擁抱語焉不詳，那麼這樣的藝術似乎「只是想裝裝門面，或是只想當有錢有勢人的哈巴狗」[1]。以史明自己作為歷史書寫者的態度，他認為若要建立起（台灣人的）主體或意識，前提是建立（台灣人的）史；而若要能辨證地看史、寫史，前提則是理解歷史學。而延伸這樣子在歷史與政治之間的關聯，對我而言，如果要為藝術與歷史學的交互工作指出範疇，那麼不會是歷史事實，也不是歷史詮釋，而是歷史性。

[1]
「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一個冰冷、機械的詞組。然而⋯⋯藝術家面對的是什麼，如果不是人類的靈魂？除非一個藝術家只是想裝裝門面，或者只想當有錢有勢人的哈巴狗[⋯]有什麼不可以？這是藝術家最古老的夢想。或者，就像他現在想的，是藝術家最古老的幻想。因為政治官僚很快就來控制這個工程了[⋯]。」P.87. Julian Barnes（2017）。 顏蓓雯譯。《時間的噪音》。南京：譯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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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今年寫的研究計畫某兩段，老實說有很多節點自己現在看來很害羞，因為哪來的宰雕在沒有把握的前提下大放厥詞呢。但媽媽說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害羞的事如果公開講出來就會從害羞變成其他東西，我們來試試看。

圖片：〈跳河小說〉演出現場，Alumnos，墨西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