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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爛」不只做為一個形容詞……
餿水事件漸漸平息，觀眾們早已帶著一身的罪孽回家清洗乾淨，聰明者如Killer Bug才會以沾到衣服為理由要求九千元賠償，其他人除了幹聲連天之外也只想問：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在此我要感謝四位美妙的人兒：一個在我被痛揍且強灌餿水時捧腹大笑的奇男子；同一時間一個跑出去場外嘔吐並淚不止的深情女子；王墨林講得話：「讓我這個平常喜歡嘔心事物的人都覺得嘔心。」對我而言實是極大的安慰；以及一位友人在隔天對我說：「在深夜騎車回家的路上，我深知道每一處餿水桶的氣息，從來沒有想過台北有那麼多的餿水，到那裏都覺得聞到你強烈的氣味，到處都是你巨大的身影。」
那麼，「零與聲」除了讓人回家洗澡，讓藝術工作者們厭惡不堪，讓文化人士覺得低級，讓記者辱罵之外，還成就了什麼事呢？在吃了餿水和地上泥沙後我得了一星期的腸炎，這件事給了我不少啟悟，（一）：得腸炎和中共飛彈演習都是同樣美好的事。（二）：吃餿水沒有那麼困難，但這不能改變豬比人行、人比豬賤的事實。（三）：沒有藝術、沒有表演。現在，憑著得腸炎的事實我可以如同別人喜歡這麼說我們地大聲喊出來：我有病！！！這象徵著自我修練的突破。代表著不再鄉愿－－對於想看「表演」的人；不再懦弱－－對於由外而來的暴力，最後以成其「噪音身體」，也就是身體的噪音化。
如果噪音是殺戮以及犧牲的擬像，那麼我的被虐、逃跑以及轉嫁給他者就是對於上述說法的儀式性模擬。而從受苦而不發聲的被動受虐狂過渡到奮力逃逸（以增進受虐過程之情報？）最後將所有觀眾導入「共謀」的角色：你（妳）的「在場」不是殺戮就是犧牲，造就了一個「集體式噪音」的場域。而我做為一個被虐者同時也觀看別人被施暴而絲毫不覺遺憾，整個過程沒有用嘴巴「製做」噪音，而是整個身體就是噪音，被噪音浸透、污染之時也污染了別人，或許這就是Mayuko（C.C.C.C.之領導）說噪音和S/M是非常相近的一種說明。
如果要比較台灣團體和國外團體與噪音聯結的方式，或說對待及使用噪音之不同態度，最大的差異是國外團體（C.C.C.C. Schimpfluch、CON-DOM等等）表現於對於噪音的「掌控」，而台灣團（摩斯拉、濁水溪、零與聲）則表現於對於噪音的「耽溺」。這總是和其環境背景中噪音存在的樣態以及被壟斷的程度相關。不管是Arlene穿錫箔衣舞動製造麥克風和擴大機的干擾，或是Mayuko以手和身體像對天線施法般改變電波，都表示了對噪音的主控能力。日本與歐美工業科技的發展一向也是朝著對噪音愈益精確的控制乃至「去噪音」來行進，例如家電用品的「無聲化」及對噪音的嚴格管制：交通工具、婚喪喜慶等各種活動的聲音管理以及對安寧的家居生活的普遍重視等等為噪音流動的場域套上了各種框架，外國的表演團體正是以暴露其所屬環境中各種機構（制）對噪音的管理方式來掌控噪音並賦與此種方式以「反抗」的涵義；換句話說，機制消除噪音，表演者卻以同樣的方式來製造噪音。
飆車族的機車呼嘯而過，汽車警報器隨處可聞，過年過節的鞭炮、市場叫賣、電子花車、野狗嚎叫、遊行示威、鄰居打小孩……。沒有下一場雪來遮掩聲音，台灣的燥熱浮動只要走一趟萬善同即享用不盡，台北各縣市各種輕工業、加工廠與住宅比鄰，「騷音（即吵雜的聲響）避煞」更說明了噪音在台灣展示了何種強大的能量，噪音的管制在此是非常寬容的，被忽略的，所以它四處流竄，四處「污染」。「摩斯拉」的衝撞人群、「濁水溪」的內臟與燃燒的舞台，以及「零與聲」的餿水都是強力的噪音，台灣的團體不「製造」、「管理」噪音，它們在這個噪音環境中本身就是噪音－－TO
BE IS TO POIIUTE!這不是挑釁觀眾的問題，要看（聽）「藝術性」噪音表演的人被挑釁了，不願如此，那就去兩廳院看表演即可解決其需求。對於在台灣第一次出現這樣類型的演出，根本沒見到任何有關表演內容的評論（猜想不是因為不願意，而是沒有能力吧！），而只是報導一些誰打誰，誰放火、餿水如何臭又嘔心之類的個事件，沒看到任何一篇討論C.C.C.C.或Schimpfluch等表演的文字，難不成都要表演者自己寫嗎？把所有表演內容都簡化成為了挑釁觀眾或是對達達等西方（反）藝術運動之拙劣模仿是台灣低能而又臭屁的記者常常幹的事，感謝他（她）們，也成就了這次活動其中精采的一部分。至於那些窺視慾特強或覺得仍不夠極端或暴力的熱心觀眾，不妨去看看殺雞宰豬、乩童表演、火災時看熱鬧或仔細觀察慘烈車禍的現場，相信收穫定然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