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壞的這方面來說﹐一個提問可以接著下一個提問﹕是誰給我們這個展覽機會的﹖是如何這個展覽得以在今日以如此的方式來成形﹖它所欲求的對象是什麼﹖如果我們發現原來所謂的自主性就是打手槍般的沒有對象於是我們怎麼做都能使自己滿意﹐而這也成為我們活著之所以活著的目的嗎﹖問題扣連著問題就像是布幕被揭起之後還有布幕我們的話語伴隨著口水從嘴巴傾巢而出﹐在抵達下一個段落之前並沒有關聯性的問題。而這會是一個無限倒退､而且向事物的後面延伸的那種景觀﹕我們的目光轉向一個已然逝去､且從未到來的未來眺望﹐而這個眺望的方式本身就成為一種景觀﹕它藉著任何一種虛矯為政治正確的形式來昭告世人﹐縱使爽的總是只有自己。

往好的方面想﹐如果我們連「什麼是自己」這個問題都搞不清﹐我們可以規避現代主義式的自我指涉—這個問題﹐從一開始﹐被質疑為一種無效的生產與運作﹐「一種終就將耗盡的藝術生產性」等叢生之問題感的根源—在我們不得不設法區別「後八」的具體指涉時﹐我們所選擇的回應就不再只是一種公約數似的折衷方案。我們將某個事物取名﹐一開始也許是為了方便辨認它﹐其後﹐當我們開始頻繁地使用它的名稱時﹐也許我們終有一天會忘了它原來所指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