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世界的進步，從而實現自己的進步-----米蘭．昆德拉 一九八八年九月，在看了幾個地方後，我們終於找到了落腳的地方。在這之前，我們（莊普、嶠、劉慶堂、我和兩個朋友）在忠孝東路的一家自助餐廳，每週定期聚會，已經延續了半年，大家都已顯露疲態。想要有個固定的聚會場所的念頭，越來越強烈。終於因為劉慶堂要成立一個攝影棚，連帶著也有了自己的空間了。 八七年的時候文建會曾辦了一個小雕塑展，給了我們一些想法，於是我們做了一些檯座，把平日所做的一些小作品，在這個小空間展示出來，這也就是〞伊通公園〞最初的雛形。那時除了一些朋友，鮮有藝文圈內的人仕走動。而名字也不叫〞伊通公園〞。 〞伊通公園〞的名字，是在劉慶堂把隔壁也租下來打通，並第一次正式對外辦展覽時才定下來的。想到這個名字大家頗為高興，因為她包容了我們當時的心情，也具備了一些有趣的隱喻。首先這個名字便標示了，當時我們最大的企圖─希望〞伊通〞是個「地方」或「場所」，而不是團體（雖然外界始終把〞伊通〞看成一個團體），─這對日後伊通的發展，造成了若干的尷尬。祇要對現代藝術感興趣就可以到〞公園〞來。除了中立、開放，這時的〞伊通〞不運作、不活動、不積極參與的〞公園〞性格，雖然閒散，並不就意味著不嚴肅，反而因此給自己預留了相當大的空間。不宣示、不戰鬥，但是對可能性的期待，以及對答案的保留，和對事件的延後反應，成了〞伊通〞發展有利的條件，因為不明確，所以我們不知道疆域有多大。而〞伊通〞之所以可以至今一晃七年，更重要的是因為在創立之初，並無太大野心，且動機單純，成員們熱情並向心力強。每個人量才適性，彼此警悌，避免淨誇。 其實對照當時社會，〞伊通〞確實是個有趣的存在，有個好友〞她〞如〞海市蜃樓〞回頭看，當時的社會，正處在解嚴後的亢奮中；報禁解除，媒體百家爭鳴，各種社會運動如火如荼般展開，政治抗爭，跳桌打架，股票直奔一萬兩仟點，然後直瀉兩仟肆佰點.... 。二十年目賭之怪狀全部出籠，〞伊通〞始終冷眼旁觀，或許要說〞伊通〞在這段偉大的時代中缺席，可是我寧願相信，我們做出了動作（就是不動作），我們也做出了反應（就是不反應）。也許我們並非那麼自覺，也許我們對應的能力欠缺，但是我們不願意失去藝術的主體性，而淪為社會活動的反射區的心態，是有的。在對抗與主導之間游離出來，是當時〞伊通〞保持清醒和自主性，最笨也是最好的方法。她以獨特的方式，宣示了她的存在。 這裡所敘述的〞伊通〞，大體上是88年至90年間的〞伊通〞，這時的〞伊通〞生澀而不成熟卻包含性大，空間屬性如客廳一般，主人好客，對藝術既熱忱又謙卑，主要成員大都對藝術的認知不明確，而展出的運作也還未到制度化。並以耳語的方式作小眾傳播的經營方式，在台灣追求高度資本化，工業在都會化的過程中，實在具有濃厚對烏托邦的懷鄉式的感懷。從我認識莊普這群人以來，歷經〞伊通〞成立至今，我一生的成長，變化從未如此之巨大影響，如此之深遠，〞伊通〞對我猶如人生的道場。
黃文浩1994.08.30.23:30 伊通的形成 1991-1992 不是公園的「伊通公園」
「伊通公園」孕育成形的這整件事對我來說，本就是一種去做的念頭，而實踐它的人便是這個說話不拐彎的女人。「最初租下這個地方是為了不要跑來跑去找一個說話的場所。」當然這還得牽涉一批最原始老愛聚會「說話」的人---後來「伊通」的常客---像莊普、盧明德、黃文浩、陳愷璜、顧世勇....有當年西班牙回來的前衛創作者，有甫自法學成歸國，也有台灣土生土長的。在我的觀察裡，這個「圈子」或大或小，可大可小，無可名狀，有人是坐陣打卡一年到頭在那兒（如劉慶堂、陳慧嶠），有人是勤於走動，有人是定時出現，有人是偶而突襲，但是彷彿「伊通公園」總是安著一枚磁石，很自然就有一些人便禁不住地聚集過來。 「伊通公園」由早期小型聚談和少數人的展出，轉而闢出一處實驗性展覽空間，接受自由申請，然後再進一步形成目前有三個不同功能與訴求的空間---常態展覽、個人專展以及仍然持續的實驗性展場。同時，「伊通」開始主動策劃邀集國際性和專題性的展覽。例如去年年底很成功結合了生活藝術的郵遞展，和開春以來的「從物體開始」與「藝術家的白皮書」。這些主題常常是在一次一次說話當中激盪衍生，或登高一呼，或數人點頭「聯署」，接著一群受邀的人再次唇槍舌戰釐清頭腦，然後分別去做。到了展覽時後就出現「好東西」。這樣的過程我覺得痛快淋漓。 「伊通公園」因創作的渴望而結合，因溝通的意願而逐漸成形，讓自己在這一條緊密線上維持了寬廣的路。當然這不是一天走出來的，背後逼迫要人命的經濟支出與負擔也不容輕忽。陳慧嶠仍舊擦窗戶、餵鳶、給植物澆水、粉刷牆壁、安置展件，還要做作品，果決地實行著生活如同藝術，同時慷慨地為藝術工作者多提供了另一個空間。這一扇窗因為事前並沒有按著畫廊運作的框(限)而來，也因為「老闆」以及這一群朋友們獨見的創作氣味和誠實心地，催化了「伊通公園」在觀眾眼中留下的印象鮮明，也正逐次為藝評人看重。我私自認為在這個---台北．二十世紀末的時空裡，「伊通公園」呈現的形態提醒著面對藝術創作甚至文化環境的強力醒思。創作總是先於結論。這些影響恐怕是他們當初劍及履及未嘗預想的。 每當我以精準的閃身穿入被「金園排骨」和「家鄉魯肉飯」緊緊包夾的門梯，拾級登高，露天咖啡座正飄香，展覽就在上面，心想，又不知誰來了？ 湯皇珍1992
〝伊通公園〞與我交互影響的關係中，從魅惑無知、認知到未知……明確地帶有自我趨策性。伊通慣有的氣味和雜音盈繞著我，每一刻皆伴隨著新事件的累積，而每一個新事件又產生新的結果，讓一切處於正在發生與即將發生的變數與助變數中，堆砌了各式各樣的揣想推測，在幻想與實踐嶄新的可能之時，不免因缺乏牢靠憑據而產生茫然的焦慮……。 〝伊通公園〞提出的是連續不斷而且相關聯的「場所精神」，成為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空間感；一種環境的特性，亦即場所的本質，事物彼此之間都有著複雜而也許是矛盾的關係，隱藏了在黑暗中摸索時，仍能加以確認的目標輪廓及方向。由於林壽宇和莊普，承先啟後孜孜不倦的精神教誨，與當代藝術洪流中的同儕友人們及最大的支助者─劉慶堂，樹立了我對現代藝術的典範取向。 伊通起源自1986年，劉慶堂、莊普、黃文浩、我……等人，深具手足般的親情，結識於「SOCA現代藝術工作室」，甚更早時於「春之藝廊」，以我們迫不及待想探討現代藝術的精神相聯結，想創造適合其自身的一個場所，識認生活世界中的矛盾與複雜，並希望將之提昇到事實真相的更高層次，融合既有的力量，具體其所在的世界，一同經歷心靈的震盪與啟示，從彼此間領會到，一種認知及恩寵，各擔負著責任，共同分享一切，以一種比鴻毛更輕盈、更靈活的智慧，擾亂了彼此間既定的秩序。從1986-1995，年復一年，我們常親自拜訪聆聽學者和藝術家們，進行藝術直觀與思辯的論證過程。心想，既然能激發如此的想像必然有些東西存在其間……一個造物者的茫然疑惑，因之渴望與精神作不可言喻的永恆結合，究係是什麼﹖於是，我們的凡夫性在沒有體現的諸多世界中擺動，力量在虛弱不為人知之時呈現了〝伊通公園〞，「它」在變幻無常的情況中依照我們的實踐，作為我們的黑暗與光明；通常，不但不願相信我們的真實感受，甚至還在感到陷入絕境時作出與實際相反的作為，彼此強迫著推進，半怯半勇地嘗試趨向理想的境域；欲使它保留最初探索真理的本質，嚮往藝術與大眾的純粹接觸。 這個空間真正成立於1988年的秋天，日積月累經過彼此深思、熟慮其後的內涵，決定1990年3月正式對外開放，承辦展覽。在〝劉慶堂〞的支持下，鎖定了成長的方向──希望讓無限可能得以呈現。當我們將實現其存在的計畫明顯地表達出來，結果啟迪了現象中更廣闊的範圍，在這氛圍裡的藝術家們，有盧明德、陳建北、陳愷璜、顧世勇、湯皇珍、朱嘉樺、袁廣鳴、季鐵男、陳順築、姚瑞中、林明弘、彭弘智、王正凱、程文宗、范姜明道、黃宏德、胡坤榮、陳世明、陳國強、侯俊明、侯淑姿、蕭麗虹、李泰祥、杜十三、洪麗芬……等人。這裡，並非是一個畫派或者是替代空間，而是「聚合」一群具有才能和多樣的個人，以具體的、存在的行動探究藝術精神上的意涵而非實用上的層面，以他們不同的性格，將他們的創作界定在生活與藝術間的中性空間。在各種相互影響、互相交流的強勢潮流中，努力不懈地探究現代藝術的發展，而其基本的認同在於對場所的歸屬感，展現個人思想和創作的「精神場所」。 而此一以藝術為主的吐納空間，是所有事物之異同的奇怪組合，是一塊簡樸、純真而原始的環境。不論人們是質疑或是欣賞，它一概表示歡迎，因此能一直有所收穫成為殊途同歸的聚點。變化多端而豐饒的〝生活情境〞是他們共同的特徵──當人類思維的過程，透過美學形式的呈現，這是一種詮釋與各式經驗的體認，被轉換成另一種媒介或被轉移到另一種空間的創造性行為。他們時或在當代藝術上留下強烈的印記，但通常是以興高采烈的氛圍為特色，既嘈雜又親切的，就像是一首輪唱曲似的。 〝伊通公園〞它雖是當代藝術家們駐足、光彩躍現及對藝術本源探索的地方，但如果說這名稱是一個事實，也不可視為美學上的統一體，因為實際上聚合在這稱謂下的藝術家們，幾乎是風格各異，甚至呈現出完全對立的風貌，並不太容易被歸類，他們拒絕將藝術創作歸屬於任何矯態的分類中，是用求知精神的態度，置身於當代藝術的問題中；這涉及了藝術與生活間的界限，藝術與非藝術間的互動，藝術家個人以及他的作品、他的思維及變化的過程……等。Raphael Moticelli 曾寫道：「當藝術家失去了幽默，忘卻了嘲弄、譏諷、過於制度化時，他們便無法保有在他與世界、他與人間或藝術與他之間經常存有的空間距離，而執著於一個角色，一種價值或一個意象，其藝術中的實際真實，便立即死亡！」。這裡，多數人都具有抗拒與傲慢自恃的形象、嘲弄譏諷，以至詼諧的態度，其意義和特性，不能單以造型或美學的觀點來說明。定義藝術的方法乃付諸實施，一個想法，一個動作，〝伊通公園〞是我們藝術活動進行、思潮持續不斷的開始，緊緊地和我們的創作過程發生關係，不論東或西，國際或地域，沒有間接迂迴的方法，只有做直接的努力。任何值得表達的想法，皆值得用簡單、直接的表達方式，「它」所呈現的僅是一個單純的行動。而我們共同的動機、目的在於如何使創作於藝術的範圍內做更好更徹底的發揮，將理想建築在傳統的頂端上得以揭發藝術的未來，期待藝術能更純粹開啟在它原本的位置上，讓真正關心台灣當代藝術的生態環境者，能有更多的觀照、進化和提升。 任何單就經濟利益的考量和構思，並不能完全窮盡實在的內容，而讓藝術產生真實的作用。一般人將藝術家心靈思維創作的產物，只當成高級商品炒作，短視近利，不是待以時代性社會人文資產的考量，去促成客觀世界的種種進昇，於是無法取得相互尊重的共識態度，釀成藝術家無法以個人的專業維生，畫廊亦無法取得藝術家的信賴，培養真正的專業人材，不能擴展眾多的藝術欣賞人口；而讓有心人仕望而怯步，無能做有效的正面投資，造成惡性循環。現代藝術的發展便愈加艱困，在這技術的時代，神性隱失的時代，即使最強大的創造力量、知識、資訊和科技等，正在其他各方面發揮作用亦無法避免。 而〝伊通公園〞貧乏的經濟能力其所扮演的角色更擴張著，是強而有力的現實阻力，這問題常以冷酷具體的事實困擾著我們，試著盡力擺脫，幾乎每一種新構想都是徒勞無益的舉動。對於未來，我們有過不少揣測與應變的想法，然而實在也看不出有何良策，可以應付現存的種種經濟現實，保留我們對藝術存有及純粹的妄想。我常感到人的精神與意識是一種令人懷疑的層次，當面臨生活實際的掙扎時，何謂理想、何謂抱負，常會使我覺得空洞和不具體，〝伊通公園〞如此地不充裕，竟然能夠存在和發展，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像是具有獨特的、不可互換的本質，有一些東西卻始終生活在時間之外，流動中又生存著永不消逝的某種精神意識！也許有許多事僅僅是建立在一種意志之上，如果這種意志稍有所鬆懈，這種特質就會消失似的，或者應該說是一種幻覺，如〝海市蜃樓〞般，常常我會疑惑做下去的意義，也找不出不做的勇氣，是窗口也是傷口。但如果沒有這種最初和最基本的幻覺，也就不能繼續做下去，或者至少不能繼續認真地做下去，這似乎是此地必須具有的唯一的條件。而我常將所有的生活，都建立在幾個人共同耕耘並盡心維護的幻想之上，所有其它的一切都無足輕重，只不過是時間上必經的一些簡單變化和轉換，對未來的預測毫無關係，只不過圈定了可能性的範圍，在這些範圍以內，完全讓偶然性來起作用，不如說是預料中的意外，也因此，可以理所當然地懷著一種模糊的希望，走向無法計量的未來，期待這裡，有一天在藝術的專業領域上，能夠落實真正的認同與協力，而在經濟上進入平衡的軌道。 置身於伊通的處境中，在藝術的大道上，揭發真理的途中，充滿一再重複的夢，停、看、聽、聞著熙來攘往的形體，卻必然存在於那些夢境裡的途徑中──在林中路上，常常看來彷彿彼此相類，然而只是看來彷彿如此而已，每人各奔前程，但卻在同一林中。而我們總在找尋一種模式，好遵循一條精確的軌道移動，讓抽象而絕對的時空開啟，但自性的深處還是感受和體驗的領域，別人是無可理解推演的──，如果沒有〝伊通公園〞、莊普、黃文浩和公園裡的藝術家及友人們，熱情的關注和憂慮、天真與期望，便沒有我。每個人都誕生和成長在這一個群體中，我懷著欽佩、愛和恐懼的心情看待他們，這不僅僅是個理解和交往的問題，而是一個更為深刻更帶根本性的問題；人與人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立身處世的本能和手段、愛同孤獨的關係及每個創作者思索藝術本質的呈現能力和態度，及他們在面對創作與世俗之間的矛盾與掙扎及理想與現實，遠在千里難以逾越，又近在眼前；我從而更認識了自己，如影隨行。 而〝伊通公園〞始終是個空間，讓這複雜又嚴苛的人性認知流動其間──時間、空間、軀體、意識的循環，形成一個環狀的運動，永無止境；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劉慶堂鍥而不舍的求道精神，為經濟工作而苦澀扭曲的形骸，以及歷年來東和鋼鐵副總經理侯王淑昭女士、雲中居的張偉華張先生、藝評及展覽策劃人石瑞仁先生和SOCA活動召集人徐寶玲女士在緊要關頭的協助，就沒有〝伊通公園〞，而〝伊通公園〞若沒有歷屆來的工作夥伴劉良怡、林明弘、吳淑華等人，及近年來哲學/美學/社會學者們的參與及共同努力，和藝術家們的循環往復、流動，這裡也許會停滯或偏離方向，而無論如何，這十年來！〝伊通〞一直都是我們大家在藝術的實際生活體驗中，一同佇足、溝通、捉摸不定、爭論不休及自由往來引動的地方。 陳慧嶠 95 10/15- 98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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